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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海军购舰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,是由洋务派发起的。不仅构成了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,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,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本文将从购舰的背景、过程、以及购舰的评价,这三个方面论述晚清的海军购舰活动,力图探索晚清对外购舰的利弊得失和历史经验教训。【关键词】晚清海军;购舰;过程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记载:“中国初无海军,自道光年筹海防,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文丰疏言购吕宋国船一艘,驾驶灵便,足以御敌。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,并谕绅商多方购置。是为海军购舰之始。” i晚清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购舰活动结束于宣统年间,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记载:“宣统元年(1909年),以贝勒载洵、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处大臣,度支部拨开办费七百万两,各省每年分筹海军费五百万两。宣统二年(1910年),七月,载洵等赴日、美二国考察。寻在英造应瑞、肇和,在德造建康、豫章、同安、江鲲、江犀,在日本造永翔、永丰。” ii按照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的记载,晚清海军购舰时间跨度近70年,在这70年中,有多个部门机构、地区参与其中,购舰的人事也不统一,缺乏中央统一调度,基本上由各个洋务派系或洋务人物单独完成。使得晚清的海军购舰活动在购舰过程中既零乱又复杂,产生了巨大的争议。争议之一,买不买船。争议双方主要是顽固派和洋务派。顽固派认为购买军舰等洋务活动是“以夷变夏”,并斥责为“奇技淫巧”,并认为中国无需采购新式武器,“人才得则凡事可理”。洋务派则认为,要面对内忧外患的状况,购买军舰,振兴洋务乃为自强之本。争议之二,自造与外购。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。第一种观点,顽固派既反对买船也反对造船。第二种观点以左宗棠为代表。左宗棠强力主张自我自造,并对自造有着巨大的信心,“以中国聪明才力,兼收其长,不越十年,海上风气一新,鸦片之患可除,国耻足以振矣”iii。第三种观点以李鸿章为代表,“中国造船之银,倍于外洋购船之价,今急欲成军,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。”iv争议之三,购买铁甲船。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晚清政府和晚清的官员,李鸿章曾上书总理衙门写到:“惟念中国购办铁甲之举,自同治十三年,中外倡议,忽忽已阅七年,迄无成局,幼丹以死谏,雨生以病争。”v买不买铁甲船成为了一个国家公议的话题。争议主要有:1、需不需要购买铁甲船。顽固派和一些地方大员坚决反对购买铁甲船,顽固派固然反对购买铁甲船和一切洋务活动,可是一些地方大员也坚决反对购买铁甲船,并提出了购买小型舰船的主张。如在光绪八年(1882年),彭玉麟和左宗棠就联合上奏:“与其购铁甲笨重兵轮,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,毫无把握,莫若造灵捷轮船,专防海口扼要之地,随机应变,缓急可资为愈。”2、如何筹款。购买铁甲船耗费太大,这也是清廷一直没有购买的主要原因。就连奕也认为:“中国现尚无此财力,未能定购。”vi3、南、北洋谁买。沈葆桢等南方实力派主张,由于南洋水师依靠福州船政局所造船只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,应该南洋先买一二艘铁甲船。负责北洋的李鸿章却找各种理由进行阻碍,并以“南北洋面万余里,一旦有警,仅得一二艘,恐不足以往来扼剿,或有失利,该船不能进口,必先为敌人所攫,转贻笑于天下”vii作为警示。争议之四,向哪国买。主要是英、德二国的争夺。争议之五,派谁买。由于购买军舰乃军国大事,所以在购买军舰的人员选派上,成为各个派系和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,导致各个派系和利益集团相互攻讦争夺,严重影响了晚清购舰活动的全面、顺利、有效的进行。由于各种派别和各种争议的存在,使得晚清海军购舰的70年,成为了不平凡的70年,笔者依据史料,绘制了一个晚清购舰过程的图表,力图探寻出晚清购舰的一个脉络。图表―1:在对外采购军舰时,李鸿章为了抵御来自英国的勒索和欺诈,采取了“以夷制夷”的外交方针,大量采购了英国宿敌德国的军舰,使得在所购军舰里德国军舰的比例最大。晚清所购船舰的产地的比率表:图表―2由于晚清政局动荡,使得在对外采购军舰时,在不同的时间段上所采购的军舰数量有着巨大的波动,并非一路顺畅。购舰活动缺乏中央统一调度,基本上由各个洋务派系或洋务人物单独完成,使得购舰活动本身有着强烈的独立性、地域性和集团性,由于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和地理优势条件,使得其控制的北洋在对外采购军舰的活动中遥遥领先。注释:i 见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;池仲�在《海军实纪・购舰篇》认为,同治二年(1863年),天平轮船的购买是中国向外国购船之始;戚其章在《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》一文中认为,林则徐1839年向外商购买的商船是中国向外国购船之始。在此,因本文主要是从军事着眼,认同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的观点,以1842年作为晚清向外国购舰之始。ii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。iii 左宗棠:《左文襄公书牍》,卷8,39页。iv 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洋务运动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61年版,第一册,47页。v 李鸿章《译署函稿・议请订购铁甲》。vi 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洋务运动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61年版,第二册,337页。vii 李鸿章《朋僚函稿・复沈幼丹帅》。viii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所记载:“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文丰疏言购吕宋国船一艘,驾驶灵便,足以御敌,是为海军购舰之始。”因笔者缺乏史料,对这一艘吕宋国船难以进行详细的统计。ix 澄清、绥靖共用银两8万两,安澜、镇涛共用银九万二千一百三十四两,池仲�在《海军实纪・购舰篇》认为,安澜、镇涛、澄清、绥靖、飞龙、镇海六舰于同治五、六(18661867年)年间由粤督瑞麟向英国订购,同治七(1868年)年先后来华,共费银244000余两。但是查阅瑞麟《二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奏购买外轮情形折》的奏折,“澄清、绥靖、镇海三舰购自法国,六舰共费银244437两。”在此,笔者采纳瑞麟的奏折的观点。x 池仲�在《海军实纪・购舰篇》中记载:“海东云船,原名五云车,同治八年(1869年)由闽浙总督英桂向洋商购买所得,刘国泰为管驾,赴台湾沿海巡缉。”xi 陈悦:《北洋海军舰船志》记载:“龙骧、虎威、飞霆、策电四炮舰共花费45万两。镇北、镇南、镇西、镇东四炮舰共花费45万两”。【参考文献】[1]王家俭.李鸿章与北洋舰队[M].三联书店,2008.[2]戚其章.读王家俭《李鸿章与北洋舰队》[J].学术研究,2003(1).[3]戚其章.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[J].齐鲁学刊,1982(02).[4]《清史稿・海军志》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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